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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專欄

對《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部分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思考

2020年12月29日  轉摘自:中國政法大學公眾號 作者:趙天紅教授

    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表決通過,其中有關刑事責任年齡的修改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該項修改將原刑法規定不滿十四周歲的人一律不負刑事責任改為“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育?!边@意味著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或將不再是刑法中的“特殊免責人群”。
 
    近年來,伴隨著多起未滿十四周歲的低齡少年實施嚴重犯罪行為的報道,社會公眾和學界對于是否應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進行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主要爭議點在于是否應該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如果降低,該如何降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否能夠達到預防低齡少年犯罪的作用等。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牽扯到社會、學校、家庭等多個方面,而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與否的判斷也涉及到對未成年人對行為性質的判斷能力、心智成熟程度等多方面的判斷。刑事立法既要關注民生,也要考慮立法的合理性。畢竟,社會各界長期以來更傾向于建立一套適用于未成年人并重在預防與矯治的非刑罰替代措施。對于未成年人來說,刑罰的適用不是最有效的預防犯罪的手段,建立專門的、有效的罪錯少年矯正體系,而非簡單地調整刑事責任年齡是立法中特別應該考量的因素。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通過特殊程序下調部分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具有積極意義。隨著近年來社會經濟的發展、物質及教育水平的提升,青少年日趨早熟,辨識和控制能力有了較大提升,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未成年人犯罪數量也逐年增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行為人,由于不能對其適用我國刑法,相應的少年司法干預體系又不完善,導致其涉罪行為和心理得不到合理的矯治,既損害了民眾的道德情感,又引發了民眾的恐慌。每一起被報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無一例外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其中不乏對法律規定的質疑和不滿之聲。因此,在法律層面,如何處置未達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實施嚴重暴力犯罪的問題亟待解決?;诖?,《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于低齡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的修改采取了一種謹慎的態度,即不是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整體下調刑事責任年齡,而是對于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承擔刑事責任的適用條件和程序做了特別規定,只針對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的案件,采用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這一嚴格的“特殊程序”下調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很好地回應了低齡犯罪行為引發的社會問題。當然,與之相關的,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標準也是將來在司法實踐中需要特別關注的問題。
 
    其次,下調刑事責任年齡不是最終的目,從根本上預防低齡未成年人犯罪才是根本,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完善低齡未成年人的矯治措施。長期以來,我國低齡少年涉罪行為法律規制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立法層面的大量空白。法律對低齡少年實施的嚴重犯罪行為缺乏明確標準,這使得刑事責任年齡的僵硬界限直接割裂了罪與非罪;其二,在司法實踐層面的規定并不明確,且非刑罰處遇措施較為單一,收容教養和工讀學校措施的設立和執行并不完善,一律將矯治教育任務落在犯罪人家庭的做法顯然并沒有實現預期效果。這也是很多刑法學者目前反對草案直接下調刑事責任年齡的理由之一。因此,法律應當考慮通過厘清政府、社會和家庭的責任,采取教育感化、心理評估、強制收容教養等方面全面對涉罪低齡少年進行管理和矯治,加強政府和社會的參與,以期更好地實現教育涉罪行為人、安撫公眾情緒的目的?!缎谭ㄐ拚福ㄊ唬穼π淌仑熑文挲g的修改也充分關注了這方面的問題,將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收容教養”,改為“依法進行專門矯治教育”,與剛剛通過的修改后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內容相互呼應,國家加強專門學校建設,對有嚴重不良行為的未成年人進行專門教育,將專門教育列為國民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充分發揮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做好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刑法下調部分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從根本上說預防犯罪的目的要大于打擊犯罪的目的,此次刑法修改充分考慮了我國低齡未成年人犯罪的現狀,同時也配套以《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措施呼應,對涉罪低齡未成年人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保護。

(公司風險管理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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